陶渊明（352或365年—427年），名潜，字渊明，又字元亮，自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人。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伟大的诗人、辞赋家。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末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有《陶渊明集》。展开显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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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的意境可分为两层，前四句为一层，写诗人摆脱世俗烦恼后的感受。后六句为一层，写南山的美好晚景和诗人从中获得的无限乐趣。表现了诗人热爱田园生活的真情和高洁人格。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诗起首作者言自己虽然居住在人世间，但并无世俗的交往来打扰。为何处人境而无车马喧的烦恼？因为“心远地自偏”，只要内心能远远地摆脱世俗的束缚，那么即使处于喧闹的环境里，也如同居于僻静之地。陶渊明早岁满怀建功立业的理想，几度出仕正是为了要实现匡时济世的抱负。但当他看到“真风告逝，大为斯兴”，官场风波险恶，世俗伪诈污蚀，整个社会腐败黑暗，于是便选择了洁身自好、守道固穷的道路，隐居田园，躬耕自资。“结庐在人境”四句，就是写他精神上在摆脱了世俗环境的干扰之后所产生的感受。所谓“心远”，即心不念名利之场，情不系权贵之门，绝进弃世，超尘脱俗。由于此四句托意高妙，寄情深远，因此前人激赏其“词彩精拔”。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中的“心远”是远离官场，更进一步说，是远离尘俗，超凡脱俗。 [4] 排斥了社会公认的价值尺度，探询作者在什么地方建立人生的基点，这就牵涉到陶渊明的哲学思想。这种哲学可以称为“自然哲学”，它既包含自耕自食、俭朴寡欲的生活方式，又深化为人的生命与自然的统一和谐。在陶渊明看来，人不仅是在社会、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存在的，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每一个个体生命作为独立的精神主体，都直接面对整个自然和宇宙而存在。
这些道理，如果直接写出来，诗就变成论文了。所以作者只是把哲理寄寓在形象之中。诗人在自己的庭园中随意地采摘菊花，偶然间抬起头来，目光恰与南山相会。“悠然见南山”，按古汉语法则，既可解为“悠然地见到南山”，亦可解为“见到悠然的南山”。所以，这“悠然”不仅属于人，也属于山，人闲逸而自在，山静穆而高远。在那一刻，似乎有共同的旋律从人心和山峰中一起奏出，融为一支轻盈的乐曲。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四句叙写诗人归隐之后精神世界和自然景物浑然契合的那种悠然自得的神态。东篱边随便采菊，偶然间抬头见到南山。傍晚时分南山景致甚佳，雾气峰间缭绕，飞鸟结伴而还。诗人从南山美景中联想到自己的归隐，从中悟出了返朴归真的哲理。飞鸟朝去夕回，山林乃其归宿；自己屡次离家出仕，最后还得回归田园，田园也为己之归宿。诗人在《归去来兮辞》中曾这样写道：“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他以云、鸟自喻，云之无心出岫，恰似自己无意于仕而仕；鸟之倦飞知还，正像本人厌恶官场而隐。本诗中“飞鸟相与还”两句，与《归去来兮辞》中“鸟倦飞而知还”两句，其寓意实为同一。
“采菊东篱下”四句，古人对此评价甚高。张戒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景物在目前，而非至闲至静之中，则不能到，此味不可及也。”那么，张戒所说的“味”是什么呢？为何说“此味不可及”呢？我们知道，陶诗不尚藻饰，不事雕琢，明白如话，朴素自然，故前人常用“平淡”两字以概其诗风。但陶诗之平淡乃从“组丽”中来，是平而有趣，淡而有味。这种貌似平淡实则醇美的特色，实为一种更高的艺术境界，非常人所知，亦非常人所能。张戒所说的“味”，当是陶诗醇美的韵味。此种韵味之所以“不可及”，原因固然众多。我们撇开文学修养、艺术才能等条件，可以说这种韵味只有像陶渊明那种不愿随俗浮沉，不肯汩泥扬波的诗人才能写出，也即只有寄心于远、心境“至闲至静”者才能写出。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末两句，诗人言自己的从大自然的美景中领悟到了人生的意趣，表露了纯洁自然的恬淡心情。诗里的“此中”，我们可以理解为此时此地（秋夕篱边），也可理解为整个田园生活。所谓“忘言”，实是说恬美安闲的田园生活才是自己真正的人生，而这种人生的乐趣，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也无需叙说。这充分体现了诗人安贫乐贱、励志守节的高尚品德。 这两句说的是这里边有人生的真义，想辨别出来，却忘了怎样用语言表达。“忘言”通俗地说，就是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至情言语即无声”，这里强调一个“真”字，指出辞官归隐乃是人生的真谛。
《饮酒·结庐在人境》以平淡之语，写秋日晚景，叙归隐之乐，道生活哲理，既富于情趣，又饶有理趣，达到了情、景、理的统一。尤其是“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几句，“清悠淡永，有自然之味”，更具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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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四句诗，实际上是讲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即生活在现实中的人能否超脱于现实之外的问题。当时道教盛行，宣扬生命“无极”论，说什么只要导养得法，人就可以得道成仙，不但精神不死，肉体也能久视长生。那时，或竦身云霄，或潜泳江海，茫茫恢廓的宇宙，就可任你逍遥翱游了。也就是说，神仙的身形和精神都是超生死、超时空的。陶渊明对这种神仙妄说素抱否定、批判的态度，他认识到，“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归去来兮辞》），即使后来陷入生活的绝境，也决不到神仙世界去寻求精神安慰。因而他弃官而不弃世，归田而不隐遁山林。其实，他所归隐的田园，对官场来说是“隐”，于广大农村现实而言，则不但不是“隐”，倒是步步接近了。这是一方面。然而，他却相信，人的思想或精神，可以孤立地自我净化，或者说，能够超脱于现实之外。这四句诗就是讲这个道理。“结庐在人境”是说生活在现实社会中。“车马喧”指人世间各种烦人的尘杂，也是世人为富贵荣华而奔竞的形象写照。他之所以身居人境而尘杂不染，就因为能做到“心远”。“心远”就是思想上绝弃富贵荣华之念。一个人丢掉了物欲，断绝了尘想，精神就远远超出于尘世之外了。他在《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一诗中说：“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在现实生活中，人的形迹常常身不由己，只好任其自然；但人的内心世界却可以超现实而恬澹虚静。这种渴求精神上超现实的幻想，与当时流行的说法：“形居尘俗而栖心天外”（《晋书·隐逸传》），都是当时人们力求从内心苦闷中解脱出来的一种主观愿望。然而，人生活在现实生活之中，又想屏居于现实矛盾之外，那事实上是办不到的，说穿了，不过是自我排遣或解脱的另一说法罢了。这就是所谓“心远”的实质。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诗人采菊东篱，悠然自得，又逢山气特佳，飞鸟投林的黄昏，大自然的一切都显得和融淳净；此时的诗人，超然冥邈，神逸方外，他的心境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了！这里，“采菊”二句主要突现诗人乐得其所的“悠然”心境；“山气”二句则明显寓有“众鸟欣有托”的意兴。两者的情趣是相通的。这种主观心境与客观环境的浑融妙合，后人概括为“意与境合”，或“意与境浑”。在诗中，这种主、客两方的交感，主要靠那个“见”字生动地表现出来。苏东坡说，俗本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而着一“见”字，“意境全出”。奥妙究竟在哪里？我以为“见”字之得，主要得之于无心，能使“意”、“境”妙合自然；而“望”字之失，主要失之于有意，有意则不自然，故破坏了全诗的悠然气象。
然而，从诗的艺术构思上说，“结庐”四句讲超脱，“采菊”四句表现“意与境会”，二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内在联系呢？前面说过，陶渊明讲超脱，只限于个人的精神或心境，即所谓“心远”而已。他认为，要使自己的“心”不受世尘的污染，不受“车马”的喧扰，那就必须痛下决心，放弃功名利禄的追求，返回农村田园，去过躬耕自食的生活。这是挣脱世俗精神枷锁，获得心灵自由解脱的必由之路。而人的心境，如能净化到同大自然一样的纯洁、和融、浑朴，那就达到了最理想的精神境界，也就是“心远”的极致。“采菊”四句诗讲的，正是“心远”达到极致的一种艺术境界，它向读者表明：人的主观心境与大自然的客观环境真正浑然妙合了，人的精神也就从尘世之累中彻底地解脱了。诗人在东篱下采菊，他的身形固然属于现实世界，但他当时的心境却“悠然”到与大自然冥会妙合的胜境。可见，前四句是提出问题，并作了结论性的回答，后四句才用诗的形象具体表达这一诗的主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此中”，指“采菊”四句所表现的意境。“真意”的“真”，在玄学家的概念中，与“自然”是相通的，“真意”就是自然的意趣，它概括了“采菊”四句所表现的意境的本质特征，故清人吴淇说它是“一篇之髓”（《六朝选诗定论》卷十一）。从诗人主观方面说，采菊东篱，悠然自得，这是对宇宙人生之理、造化自然之趣的领悟；从庐山一带傍晚的自然环境说，一切都显得和融浑朴，充满生机，这正是大自然的本色。诗人的悠然情怀与眼前的自然气象，都合于自然之道，因而，主、客二方也就冥会妙合了。这其中的妙谛，在诗人看来，只可意会，难以言传，故曰“欲辨已忘言”。“言意之辨”是魏晋玄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理论，所谓“得意忘言”，是说“言”、“象”是得“意”的工具或手段，得“意”不能离开“言”、“象”；然而，“言”、“象”只是现象，“意”才是事物的本质，故要真正领悟“意”的真谛，又不可凝滞于“言”、“象”，而应忘言忘象。在这首诗中，诗人从“采菊”四句展示的具体“言”、“象”中所领悟到的“意”，就是一个“真”字。他认为，“意”既已得，其余辨说都是多余的了；不然，或如《庄子·齐物论》说的：“辩也者，有不见也。”（“辩”与“辨”通）辨说愈多，“意”反而会被“言”、“象”所淹没。这两句结尾，既点破了全诗的意趣在一个“真”字，又留下不尽之意让读者去体味，这大概就是王国维说的“言外之味，弦外之响”（《人间词话》）了。
陶渊明在这首诗中表现的“真意”即自然之趣，既表现为山水田园的具体“自然”，也是诗人主观精神的抽象“自然”。在这里，山水田园的描写不是当作表现诗人心灵“自然”的背景而存在；两者在诗中是浑融混一，难辨彼此的。这种“意与境浑”的艺术境界，乃是现实与理想的统一，客观与主观的统一，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一句话，是虚与实在诗歌创作上的辩证统一。它能产生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特殊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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